昨天在 IT 技术论坛 HN 上看到一篇讨论热度很高的文章，题为《The Vietnam Binh Chau (Chau Tan) Late Tang Wreck》，来自新加坡收藏家 NK Koh 的古玩网站。讲实话，论坛上天天都是各种 IT 互联网专业文章，很罕见这类历史问题，由此引发我浓厚兴趣。
文章讲的是 2013 年越南广义省平洲（Binh Chau）海滩上被风暴冲刷出来的一艘古沉船，这个事情在中文互联网上罕见报道，但跟中国历史的关联度非常之高。那篇长文详细分析了出水陶瓷的类型、年代和产地，信息量极大。但对我来说，真正有冲击力的不是那些瓷器，而是这艘船本身呈现的
地缘政治图景。
一场风暴和一个精确的年代
2013 年一场大风暴后，越南广义省平洲的村民在海滩上发现了暴露出来的古船残骸和大量陶瓷碎片。随后发生了你能想到的一切，村民哄抢、黑市流散、私人收藏家介入。
在这场混乱中，
系列一
我曾专门写过的华裔收藏家蓝杜训（Lâm Dũ Xênh）先生抢救性地收集了一批器物，甚至保存了部分船体木板。NK Koh 于 2014 年专程到广义省拜访他，拍摄、记录、研究这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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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沉船发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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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陶瓷的断代工作，是从一块越窑青瓷碗底残片开始的。最初研究人员认为碗底刻的是“乾亨”（917–925 CE），这会指向五代时期南汉国的年号。但后来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博士生杨洋重新检视了残片，
正确释读出第二个字是“符”而非“亨”。乾符（874–879 CE）是唐僖宗的年号。 这个修正把沉船的年代锁定在了晚唐的最后二十余年，误差不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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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图片来源：NK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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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879 年，这个年代窗口，恰好落在黄巢之乱的高峰期。
878 年，广州贸易体系的断裂
公元 878 年，黄巢大军攻陷广州。同时代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赛义德（Abu Zaid）记载，
数万名外国商人，在此次攻城中遇害。
广州是唐代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中东、波斯商人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878 年的广州屠城事件，实际上摧毁了从波斯湾到广州这条运行了近两个世纪的直线海洋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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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唐代广州的藩坊，图片来源：NK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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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青釉大罐提供了这条叙事最直接的物证。多件大罐底部用黑色墨水书写了阿拉伯文字，经专家鉴定为宗教祈祷文，大意是为船只祈求平安。
这不是窑厂烧制的装饰图案，而是商人自己用墨笔写上去的符咒。 在一个航海技术依赖风向和经验的年代，船货里的这些祈祷文，是恐惧的物质化。商人在广州逃难后，货物改走安南和占婆航线，面对未知的航路和海况，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好风，还有神的保佑。
东南亚的承运人角色
这艘船最不寻常的地方，是它的
船体结构。
此前的黑石号（Belitung Wreck，约 826 年）是一艘阿拉伯缝合船，船板用椰壳绳索缝合，不用铁钉，典型的波斯湾和印度洋造船传统。但在平州沉船上，日本水下考古学者木村淳（Dr. Jun Kimura）博士鉴定船体使用了
东南亚本地的造船技术，具体特征不同于阿拉伯缝合船，也不同于中国的福船。这艘船是在东南亚本地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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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唐代沉船的龙骨被华裔收藏家蓝杜训镶嵌在自家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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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
这艘船的承运人，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东南亚本地航海集团。 具体来说，最可能的候选者是
占婆人（Champa）。
占婆王国（约 2–15 世纪）位于今天越南的中南部海岸，是一个以航海立国的文明。占婆人的船只长期活跃在南海航线上，在唐代文献中经常与“昆仑舶”（泛指东南亚群岛航海民族）一起被提及。占婆人从中国港口装载货物，运到占婆海岸的中转站，再交接给阿拉伯商船队进行远洋运输。
他们是 9 世纪南海贸易中真正的“承运人”。
这个发现本身就推翻了一个过于简化的历史叙事。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以为唐代的南海贸易就是中国制造产品通过中国的船运到阿拉伯。但平州沉船显示，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这可能是一个
三方分工，甚至
四方交易 。长沙窑生产的产品 FOB 到广州港，外来的阿拉伯商人付完货款后，找东南亚船舶承运，东南亚船舶从广州拉到印度洋后，再分散转运至目的地。
中国制造、东南亚承运、中东采购。这种分工模式其实跟现在的对外贸易和全球供应链逻辑基本一个样。
南海贸易的“双枢纽”
《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约公元785-805年），岭南节度使上奏，指出海外贸易有从广州转向安南的趋势，并请求派遣官员和宦官前去管理，这一建议最终被宰相陆贽劝阻。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张：「缓」作「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舶，音白。」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携，离也，言所以招携离者失其道也。左传，管仲曰：「招携以礼」。曾不内讼，〔论语，孔子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注云：讼，犹责也，言人有过莫能自责。〕更荡伤心〔记月令：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注：荡，谓动摇之也。〕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这段话里边陆贽的观点非常深刻，“中译中”就是：外商去哪做生意是市场选择，如果强行插手，反而会把人吓跑。另外，之所以安南有取代广州的趋势，主要是广州苛捐杂税太重，正确的做法是改善广州的营商环境，而不是追着商人跑到安南去“抢购”。最关键的是，安南和广州都是唐朝领土，没必要为了地方利益失衡而动用中央特权去干预，这既不公平，也容易滋生腐败。
从这也能看出，起码在唐中期安南就已经具有跟广州分庭抗礼的能力了。当然，这也为后来历史走向埋下伏笔。
不过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地理上的常见混淆。
安南（Annam）和占婆（Champa）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
安南主要是当代越南的北部，大概清化以北的区域，均由唐朝直接管辖，治所在河内。唐后期属静海军节度使，到五代后，中原乱战无暇南顾，才逐步独立。而占婆国则是独立王国，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控制着今天越南中南部海岸，即平州沉船所在的广义省至胡志明市一带。
黄巢之乱以前，广州、交州已经是外贸双雄格局。即便此时广州是名义上的官方对外口岸，但市场用脚投票，将交州影响力硬生生往上抬了一大截。
而到黄巢之乱以后，交州对于外贸的重要性则进一步盖过了广州。此时连广州的货物都要先运到交州集散，完成初步分拣和集并后，再由占婆人承运，沿着海岸向南，穿越巽他海峡或马六甲海峡，交接给阿拉伯商船队，最终抵达波斯湾和红海的市场。
前边奏折里说的“珍奇多就安南”，反映的是贸易集散地从广州向安南北移的过程。而平州沉船的位置在当年占婆王国的海岸线上，正好卡在这个接力链的中段。东南亚本地船只装载着中国瓷器，刚刚离开越南中部的中转港，还没有进入远洋航段，就在占婆海域沉没了。沉船的位置本身，就是这条裂开的线路的坐标。
一艘船凝固了晚唐大变局
平州沉船上的陶瓷本身就是一套断代标尺。长沙窑数量最多，但其晚期特征是抽象的褐绿斑块取代了精致的花鸟纹，这也是工艺退化的清晰信号，我在
系列二
中专门分析过。
越窑青瓷数量稀少、品质也明显下降，坯体粗厚、釉面不均，与黑石号中那些薄胎精致的越窑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晚唐的社会动荡已经波及浙江的窑场。
邢窑白瓷也不复当年“类银类雪”的风采，釉色泛黄、胎体厚重，此后邢窑一蹶不振，在五代时期被定窑全面取代。而广东青釉大罐底部那些用墨笔书写的阿拉伯祈祷文，则是商人在动荡中寻求精神庇护的物证，直接将焦虑写在了罐底。
这些陶瓷的全面“降级”不是偶然的。晚唐的连年战争摧毁了北方的经济秩序，手工业生产和物流体系全面衰退。
平州沉船上的劣质瓷器，就是大唐帝国崩塌在物质层面的痕迹。
一艘装载着中国出口瓷器的东南亚木船，在中部海岸的占婆王国海域沉没。船是东南亚造的，货是湖南、浙江、河北产的，买主是中东的，祈祷文是阿拉伯文的，而船沉的时候，广州正在燃烧。
这就是晚唐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后一个瞬间。“裂开”不是比喻，878 年黄巢在广州屠城之后，运行了两百年的直航线路确实断了。但贸易没有立刻停下来，它裂成了几段，由几个不同文明的航海者各管一段，在越南中部海岸重新接上了线。
平州沉船就是这条裂开的线上，被凝固下来的那一帧。100多年后，安南最终脱离了北宋控制，并造成一系列后续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一个最沉痛的伤疤之一。
本文是“南海沉船系列”的第三篇。第一篇追踪了抢救这批文物的华裔收藏家蓝杜训的身份之谜，以及东南亚华人“林蓝同祠”的姓氏演变（见系列一
）。第二篇分析了沉船中最主要的货物长沙窑如何成为唐代外贸的瓷器主力（见系列二
）。
参考资料：
作者：NK Koh, 越南平洲号（周潭）晚期唐氏沉船事件
